中国电话卡大事演义

南海之滨的深圳，是在八十年代才被国人所熟知的一个名字，一时间“深圳速度”、“深圳效应”、“特区风格”吸引着众多的有识之士纷纷沓来。面对来深圳的“淘金者”们，公用电话的需求量自然是捉襟见肘。可见其市场前景的广阔，潜力之巨大。当时的深圳人都明白一个道理：“就是在这个高节奏的城市环境中，把握先机就是抓住了市场的主动权。”

成立于1983年11月28日的深圳市深大电话有限公司，作为中国唯一的一家中外合资合作组建的市内电话通信企业。对于市场的发展，深大电话公司的决策者们，可谓是头脑灵光，独具慧眼。他们一致看好了国外七十年代出现的卡式公用电话，对于其方便使用和管理的优点，很值得拿来深圳一试。带着这种想法，1985年，深大电话公司通过合资外方，英国大东电报局的帮助，从香港引进了两台瑞士产的AUTELCA型磁卡电话机，并于当年5月安装于深圳电信大厦，电信营业厅试用。此机型与当时香港使用的机型相同，配套使用的话卡，自然也就根据厂家样卡，并参照港卡设计，因为中国电信企业为绿色，故主图“箭头”以绿色为主色调，名曰：电话信用卡，俗称“绿箭卡”。三枚卡的面值分别为12元、25元和50元。当时，大概是受消费者经济条件的限制。12元面值卡比较畅销。试用的效果还不错，经过一段时间的市场调研，深大电话有限公司果断决定扩大业务范围。

1985年6月1日，深大电话有限公司，通过英国大东（香港）分公司，以每部4795瑞士法郎的价格，订购了10台卡式公用电话机并订制了深圳绿箭卡9000套。话机分别安装于深圳火车站，竹园宾馆，深圳戏院门口，国贸大厦，沙头角市场门口等主要公共场所。因此时，正值深圳特区建设的初期，许多地方尚未接通电话管线。使用绿箭卡的磁卡公用话机一直延续到当年10月才安装结束，虽然订购了9000套，但受经济条件和消费需求的限制，12元面值的卡几乎消耗殆尽，25元和50元卡积压过多，以致于更换新机型时，被剪角，打孔销毁了许多，故订购数量与实际发行量出入较大。

“深圳电信射出了‘绿箭’，咱也不能闲着”。1987年广州电信局也行动了起来。他们走出国门，去搜罗“洋将”，东瀛的“田村”家族立即抛出了橄榄枝。穗自然要试用一下了。田村株式会社在回报有加的同时，自然不会放弃一次很好的广告宣传机会。1987年8月份，伴随着广州电信局安装使用田村式磁卡公用电话机的同时。一古脑地抛出了49枚银背田村卡，气势上绝对胜于深圳的“绿箭卡”。1987年农历是兔年，兔子自然也就成了开通卡画面上的主角之一。除一套4枚标有“广州市磁卡公用电话开通纪念”卡之外。4枚“和宝工程有限公司”的广告卡也不乏兔子的形象。其次，田村电机制作所的老式磁卡公用话机的卡通形象，成了卡面上的主要广告形象。4枚卡同图不同面值，用卡通话机形象，配上了3种广告宣传的汉字，“为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形象呆板的卡通话机腆着肚子站在那里“为希求人一机联系”。接下去，还有和宝工程公司代理日本“NEC”电话通讯设备；“敏达牌”对讲机设备；MAXELL录像带；TDK录音带；实灵通柴油发电机；实连通线架的广告卡。用赠送卡，就得接受广告。穗自然也应该给对方有所回报。

深圳、广州用上了磁卡式公用电话，可以不支付现金，由磁卡自动计费，快捷又可靠。引得沿海和内地一些有前卫头脑的开放城市“眼热心跳”。一些外国的电信部门也纷纷看好中国这个广阔的市场。1988年比利时贝尔公司和英国GPT公司带着优厚的条件欲打开北京和上海的卡式公用电话市场。结果，“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日本人更有商业头脑，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贝尔和GPT在上海和北京被日本的“田村”家族全部“封杀出局”，使北京和上海的电信部门最终确定了使用田村卡式公用电话机，从而，影响着后来发展卡式公用电话的城市之选择目标，使中国电信市场成为了田村话机最大的海外用户。

至此，中国电信市场“诸候割据”的格局初步形成。到1989年，北部沿海的大连，成为北方电信的第一“王朝”。起用的也是田村家族的“洋将”，同时，发行了30枚银背开通磁卡。此时是1989年5月份。16枚话机图黄底色磁卡分别为：开通纪念；程控电话新业务的移动呼叫；三方通话；追查恶意呼叫；图文传真；亲朋之间；缩位拨号；热线服务；国际国内长途直拨；闹钟服务；呼出限制；特快专递；800800；工业广告有大连爱北电子；大连组合机床；大连化学工业进出口公司以上这16枚卡均为汉字广告。接下来的14枚为彩画卡，分别为开通卡海滩；开通卡礁石；日本电信株式会社广告；东京重机广告；野村证券广告；可视图文广告；日立电视广告；全日空广告；星海电视广告；三洋音响广告；佳能（槐花）广告；30枚卡总面值1130元，由于发行当时，未引起人们注意，无人收集，使用消耗得特别多，存世量稀少，其市场价值上千逾万也就不足为奇了。

1989年在南部沿海城市福州、厦门、广东、佛山。同时也在相继引进日本及英国的卡式公用话机安装使用。1989年2月1日，福州开通磁卡公用电话机，配套发行磁卡一套4枚，总面值180元，10元卡画面为双兔打电话，文字为“和宝工程有限公司”的广告；20元画面为福州邮电大楼照片；50元画面为大熊猫；100元为福州西湖大洒店。10月1日厦门市开通磁卡公用电话，同时发行话卡一套4枚，总面值180元，10元画面的采茶女；20元和50元画面都是大熊猫；100元为日本的富士山，这也算是日本的一种广告形式，所以，100元卡发行的极少，见到者也不多。距广州20公里的佛山，在广州成功地使用了两年多的磁卡公用电话后，也在1989年，从日本田村电机制作株式会社购买了近30台日本的新型DC-3型磁卡公用话机，配套发行了6枚电话磁卡，卡背均为银色，有3枚卡的面值为10元，其中10元卡双兔打电话为和宝工程有限公司赠送的，仅有几百枚，作为邮局开发磁卡公用电话业务时赠送用的礼品，未公开发售。其他两枚10元卡则公开发售使用，一枚为黄底的磁卡话机图及使用说明，一枚为佛山邮电大楼及“一卡在手，通达全球”，另外三枚为佛山市的银行广告卡，分别为20元农行佛山分行佛山农村信用联社广告；50元中国建设银行佛山分行；100元中国工商银行佛山分行。三枚卡的主图分别为三家银行在佛山市的办公大楼。以上这些城市都是日本田村电机制作所的用户。

在各城市纷纷安装引进磁卡公用电话之时，第一个省级的磁卡公用电话在广东省开通了。广东省在磁卡公用电话机的选择上，没有给“田村”家族以机会，而是选用了英国的GPTB型机及配套使用的带磁条的电话磁卡。这种电话储值卡的首发卡全套三枚，总面值170元，20元画面为花城木棉红；50元为广州电视塔；100元为越秀五层楼。这样，在全国的磁卡公用电话开通使用的城市中，除深圳市和广东省以外。其它城市都是田村卡的用户，在各自帐下听用的均为田村家族的“洋将”。

到1989年，最早安装使用磁卡公用电话的深圳，经过了五年的试用，开始更换新机型，他们陆续拆除了瑞士的“绿箭卡”话机，安装上了英国GPT公司的厚卡型话机。同时，配套发行了深圳早期卡中有代表性的《深圳十景》电话卡。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初，中华大地上电信市场一下子热闹了起来，开通磁卡公用电话，各自为政，各路“诸候”，纷纷“揭竿树帜”。北方有滨（大连）、燕（北京）；东方有申（上海）；南方有鹏（深圳）、穗（广州）、榕（福州）、鹭（厦门）、禅（佛山）、粤（广东）这其中当属粤（广东）优势最大。九大“诸候”并举，将带来一场中国电信市场的“列国封疆”时代。欲知中国电

话卡市场的发展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未完待续）

第二回

天津磁卡适时上马开通赠卡鼓励有加

各地电信伺机而动盲目发展自行其事

在深圳、广州、大连等九大城市成功地安装使用磁卡公用电话机，发行电话磁卡之后。极大地激发了国内众多城市发展磁卡公用电话的兴趣。

有人说“改革开放带来的最大收益之一，就是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与其花钱去买别人现成的东西用，不如咱们自己来生产，至于技术设备嘛！那好办，引进来不就行了么。

90年代初，受国内磁卡电话机引进风的影响。很多城市都跃跃欲试。邮电部天津电话设备厂瞅准了国内市场，与日本田村电机制作所携手合作，共同开发，并成为邮电部唯一指定的磁卡公用电话设备配套生产厂家。开发生产出新一代田村式DC-3CN型磁卡公用话机及配套使用的储值话卡。

“你还到日本去买磁卡机，订制电话磁卡吗？”“问这话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只是想告诉你一个不用出国，就能买到卡机，订制磁卡的好消息！”“噢，有这么好的事么？”“有！请看，这是天津产的磁卡机，这是话卡，与日本生产的没有区别，国产货，有问题好修理！”“哦，可以考虑。”很快，天津电话设备厂磁卡生产的DC-3CN型磁卡公用话机便打开了国内公用电话市场的销路。

精明的商人，为了生意作得更好，会用各种办法去招徕“回头客”。日本的田村株式会社在抢占中国市场之初，为了赶走竞争对手，取悦客户，手很散，很大方。早期开通磁卡电话的城市，绝大多数的开通卡都是赠送的。天津电话设备厂在引进日本技术的同时，也学会了日本人经商的这一招。只要愿意购机订卡，先给点好处。“嘿，武汉，送一枚开通恭贺卡给你，怎么样？！不错吧！”

1991年12月1日，武汉市电信局从天津电话设备厂磁卡分厂购机安装，开通磁卡公用电话，天津电话设备厂专门印制了一枚10元面值卡，话卡为黄底色，话机图，上书“邮电部天津电话设备厂恭贺”字样，作为礼品赠送给武汉市电信局，当时一共有2000枚，至于后来的一些特殊原因，该卡的一部分被退还给厂家，那就另当别论了。总之，厂家是绝对不小气，够意思。

用天津产的国货，省去了出国采购，兑汇，报关等很多繁琐的手续，谁想用，只管来订购，至于话卡嘛！只要是内容健康的，随心所欲地去设计好了，马上就可以给你印，要多少印多少。这些优惠条件，极大地鼓励了国内一些城市开发使用磁卡公用电话的积极性。

但这其中存在的一个最大弊端，就是各地发行使用的磁卡被特定的密码所限制，不能在异地使用。因此，在使用上，给出差和旅游者的公话消费带来了诸多的不便，使用不完的余额，在卡上也就浪费掉了。

可是不管怎么说，磁卡电话的优点是人所共识的。所以使用者会越来越多。各地的邮电，电信部门也纷纷看好磁卡公用电话的超前消费形式。因为每张卡都是有面值的，消费者买去了，不管打不打电话，这话费反正是先收了。随着集卡活动的开展，一些集卡者把卡成套成套的买走，就沉淀了大量的话费。鉴于这种优点，一些安装了磁卡电话的城市，不免有一些有滥发电话卡之嫌，而导致了消费的畸形发展。

更有甚者，某些省份在发行使用电话磁卡过程中，为了鼓励一些地市普及磁卡电话，以成本价6元一枚发卡给下辖地市、县邮局，而一些邮局则采取高折扣发卡的方式，向邻近的市县倾销，给邻近县、市的电信业务造成话费的巨额损失。因而造成竞争过程中的一些矛盾和纠纷。趁此电信市场中电话磁卡的“乱”，一些投机者同省异地倒卖电话卡给一些电话亭的经营者，大家“获利”，皆大欢喜，苦了国家电信部门及地方邮电机构。这种现象，在全国的几个省都曾发生过电话费的大量流失现象。

截止到1992年底，不包括80年代的九大城市，全国范围内从东到西，从北到南，又有32个城市及省、市、自治区开通安装了卡式公用电话。其中发行电话磁卡最多的几个省份，分别为湖北、湖南、福建、甘肃等，他们成为天津电话设备厂磁卡电话分厂DC-3CN型话机最大的用户。海南、拉萨、乌鲁木齐、武汉的一部分由天津电话设备厂磁卡分厂生产印制的电话磁卡，已成为了当今中国卡坛的珍品。

如果说二十世纪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的初期，中国电话卡的九大家族是中国电话卡大事发展的“春秋时期”的话，那么进入90年代以后的几十家电话卡家族的新贵们，应算是中国电话卡市场发展的“战国年代”。这个时候，随发行磁卡城市的增多，一些省级邮政，电信部门，为了自身市场的发展，会对自己所辖范围内的一些城市发行电话磁卡进行限制。一些城市为了保证自身利益不受大气候的影响。抵制全省通用卡在各自城市内的使用和发行，并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久而久之就导致了一场“灭顶之灾”的出现。中国电信市场，磁卡公用电话发展史上早期的吞并攻伐现象，逐渐形成。

省一级的邮电管理局向地方邮政电信部门发出“最后通牒”，限期停发地方卡，“缴械投降”接受统一收编。对于不服从者，将予以强行“剿灭”，欲知后事如何，悉听下回分解。（未完待续）

中国磁卡公用电话发展的一哄而起的“羊群效应”。虽然给用户带来了诸多的方便。可从长远看，却不利于国家电信事业的发展。在当今“挖潜力，增效益”的大趋势下，一些城市发行电话磁卡，安装电话机的目的昭然若揭。相形之下，省级邮电管理部门和地方的邮电、电信部门如同时发行电话磁卡，就形成了“王朝”与“诸候”的关系。

矛盾随发展在逐步激化。“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必须将地方磁卡停掉，才能保证“全省通用卡”的顺利发行。如都能“奉旨”而行，那天下就太平了。可总有一些抗“旨”不遵者，要激怒“朝庭”引来“刀兵”，扰乱“天下”。也许正是因为一些有“抗争”精神的“电信诸候”，才使新中国电话卡发行史上有了起伏跌宕，可圈可点的情节。才激起了人们收集磁卡，研究话卡的文化风潮。

在众多的电信“王朝”中，湖北省在这种现象中表现得情节生动，耐人寻味。1991年12月份武汉市电信局作为湖北省第一家开通磁卡公用电话，发行电话磁卡的部门。地位可以说是较为“尊贵”的。正是因为有了武汉电信在武汉市范围内的成功经验，湖北省邮电管理局才制订了发行“湖北省磁卡公用电话开通纪念”电话卡的计划，设立了在全省范围内推广普及磁卡公用电话的发展目标。1992年底，湖北省邮电局发行了两套八枚“湖北省磁卡公用电话开通纪念”电话磁卡，三枚一套的为话机图及使用说明，其中绿色20元，黄色50元，天兰色100元；五枚一套卡为湖北风光图，10元黄鹤楼，20元古琴台，50元莲花湖，100元荆州古城，200元蒲圻赤壁，话卡总面值550元。在全省范围内推广使用。

一时间，湖北省内的黄石，十堰，荆门，宜昌，荆州，襄樊等城市响应号召纷纷装机试用，而湖北省邮电管理局的市场部在发放磁卡时，利润则是十分惊人的，不论面值大小，以6元一枚的统一价格发放，极大地激发了这些城市的用卡积极性。湖北省邮电管理局所发行的电话磁卡，可在武汉电信局所安装的卡机上使用。而武汉电信局由于发行磁卡较早，已形成了一套发卡制度，由于武汉电信局发行的电话卡因数量有限，绝对没有湖北省邮电管理局所发行的通用卡利润大，而话卡又是通用的。这样，在武汉市范围内，严重地冲击了武汉电信局的磁卡电话市场。为了保证自身的发展和武汉电信在武汉市的地位，武汉市电信局的磁卡电话市场。为了保证自身的发展和武汉电信在武汉市的地位，武汉市电信局规定在武汉市范围内，各电信局的磁卡公话装机代办点，不许销售使用全省通用卡，否则取消营业资格，处以罚款等。虽然如此，在高额利润的诱惑下，仍有不少的代办点在谨慎地销售省内其它城市的“回流”卡。这种僵局持续了两年多以后，湖北省邮电管理局终于发出了“檄文”，省内各城市限期停发电话磁卡，统一使用全省通用卡。从某种意义上讲，似乎有很强的针对性。

在田村磁卡机DC-3CN型天津产的磁卡公用话机走俏，大江南北各地邮电电信部门，为了抢占市场，内讧不断之时。一些城市则采用了一种更聪明的方式来避开已成“乱世”的田村卡市场，另辟蹊径。他们安装的是由中国邮电大学与珠海银邮公司共同开发研制的太科型磁卡话机。

早期开通太科卡公用话机的城市，主要有黑龙江省的佳木斯，1992年5月份首发一套两枚发行量各为1000枚，面值分别为20元和30元，卡面无图案，为白底兰字，6月份又发行了一套3枚“佳木斯首届三江国际旅游节”卡面值分别为10元、20元和30元。之后，又有青海的西宁使用了太科白板彩点卡。1993年9月至1994年2月，四川自贡先后发行了白底兰字的30元卡，发行量600枚；金色底兰字30元卡，发行量520枚；3枚一套同图彩卡，面值分别为30元、50元和100元的自贡恐龙博物馆卡1988套；白绿相间的“恭贺自贡第四届国际恐龙灯会”10元卡1000枚；大概是受四川自贡恐龙题材的影响，云南禄丰自1994年发行了两枚一套的太科箭头卡黑色20元和兰色50元之后，也于1995年发行了一套4枚的同图彩色卡“中国·禄丰恐龙”，画面为恐龙骨架化石，面值分别为5元、10元、20元和50元；虽然这些卡式公用话机和话卡的使用期非常短，在中国卡式公话发展史上不过是“昙花一现”。但发展之初的热情还是较高的。除以上城市外，陆续开通使用过的城市还有黑龙江省的建三江1994年7月6日发行的两套5枚开通卡，其中三枚为“箭头”卡，两枚为赠送卡；湖北省的丹江口1994年4月开通2枚一套的兰色“箭头”太科卡，12月分又发行了两套6枚的丹江口水库风光卡；荆州市于1994年10月开通了太科机，发行了一枚以“北京邮电大学”为主图的30元卡；接下来便是各地的邮电部门与铁路和航运部门联合，开发火车和轮船上使用的无线电太科卡公用话机，这些在湖北、福建、广东的珠海等地都发行了不少品种。

电话磁卡在方便通话的同时，牵动了人们收藏的神经。全国各地都在发行电话磁卡，种类多，形成了收藏的丰富性。从1991年开始，电话卡的收藏活动便形成了气候。随着收藏队伍的不断放大，电信部门似乎看好了其使用价值以外，广阔的发展空间。应该及早地将集卡活动热起来，以和邮票平分秋色。在河北省的石家庄市，中国第一个官司方出面成立的卡协，长城集卡协会载入了集卡的史册。为了引导此项活动的深入发展，发卡较早的武汉等地电信部门分别出面组织了小型的卡展。各地的集卡者为了收藏和交友的需要，各自办起了有特色的民间卡刊，主要以介绍本地卡为主，以达成交换异地卡品的愿望。收集者的增多，使集卡活动大了起来。

1994年6月28日，“首届中国国际电话卡展览”在江西省南昌市举行，在江西省展览中心，来自全国各地邮电，电信部门的三十余个电话卡发行单位，集卡协会及海内外代表两百余人参加了开幕式。此次展览由江西省邮电管理局和天津华电公用电话广告发展有限公司及江西省电话号薄公司共同承办，也是自1985年引进磁卡公用话机，发行电话卡以来，所举办的规模最大，品种最多的首次国际性展览，同时参展的有，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新西兰、香港、澳门、丹麦、捷克等七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电话卡。为了配合此次卡展的举办，江西省限量发行了三千枚“首届中国国际电话卡展览｀94南昌”电话卡，面值50元，在展览期间购者踊跃。成为后来炙手可热的“珍品”。

展览会当天，邮电部副部长刘平源到会题词：“集各国电话磁卡，观微型百科全书。”可见此次卡展官方的重视程度。此次展览会期间，来自天南海北的集卡者，突发奇想，构思了一个“中国民间卡协”的设想。福建的杨鸣先生，四川的陈晓林先生，北京的赵向东先生，台北的王青去先生，香港的高立祥先生，广州的吕建安先生，新加坡的林加生先生等，在这方面可谓是功不可设。大家自费活动，东奔西走。终于在1995年9月12日在北京的京民大厦，亮出了“中华民间集卡协会”的招牌。

当日，到会的海内外50多名集卡者和卡学研究者，欢聚一堂共商集卡发展大计。并在会议期间评选出了“深圳绿箭”、“成都邓小平南巡”、“长城通用卡”、“北京风光（第三组）”、“上海可口可乐”、“台湾故宫十三宝”、“香港华东赈灾”、“上海毛泽东”、“北京第十一届亚运会”、“广州首届世界杯女足锦标赛”为中华十大佳作卡。

“中华民间集卡协会”的成立，一时间纷纷有各地的集卡者组织起来，以“中国民间集卡协会”的名义成立地方分会来作为响应。这样，就为电话卡市场的发展种下了很大的隐患，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话卡炒作。卡协的成立，集卡者的增多，势必带来卡市的火爆，有头脑的生意人，便打起了歪心思。一些城市的电信部门为图利益，竟以自己电信部门的名义，接受一些个人所谓委制卡和珍藏卡的发行。各种热门题材的委制卡，珍藏卡，“冒着热气”上市，盲目的追风者们却一点也不怕“烫手”吃亏。有人接受，委制卡的种类和数量便开始上升。

最早发行磁卡的广州电信，成了委制卡孳生的“乐园”。一时间，也成为卡界有识之士抨击的对象。其它城市虽偶尔也有委制卡，珍藏版之类问世，较广州算是逊色多了。香港在1997年回归之前，有关此题材的委制卡是最多的。就连香港人也看好了内地的话卡市场的发展前景之大，于是便有大量香港委制卡流入内地，令一些接盘者叫苦不迭。国内的一些卡商通过日本的电信部门发行价格低廉的话卡，以有中国题材为名，向卡识不深的集卡者兜售。以获取暴利，一时间，很多集卡者不知所以然，到底这些卡未来的价值该定位在哪能里？这些都是未知数。恐怕是没有人能说得清楚，至于清楚亦或不清楚，且听下回分解。（未完待续）

1994年8月份，邮电部电信总局推出了八枚开通卡。采用的是天津电设设备厂磁卡分厂生产的DC-3CN型磁卡公用话机及配套的田村式电话储值卡。全国通用卡为开通试机卡，50元面值的全国地图卡，上书“一卡在手，走遍全国”；2枚一套的开通恭贺卡，编号CNT-1-（T2-1）20元面值的鲜花祝贺卡；CNT-1-（T2-2）50元与试机卡同图卡；5枚一套的以长城的航拍照片拼图卡CNT-1-（5-1、2、3、4、5）上书“中国通用电话磁卡首发纪念”标志着电话磁卡市场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随着，全国通用卡的发行使用，各地自行命题发行电话卡的历史将会被划上一个句号，尤其是与国卡通机型的田村式地方卡，所面临的自然是一种“覆灭”的命运。

与此同时，各地的邮电和电信部门都预感到了一个危险的信号。全国通用卡的上市，只能是一个各地地方卡停止发行前的过渡期。虽然不会马上让各地结束电话磁卡的发行，但各省、市、自治区邮电和电信部门的决策者们已预见到，这种局面不会维持太久。目前所能作的最积极的办法就是加大发行力度，限制全国通用卡在各自领地上的使用。处在那时间的集卡者可以说是幸运的，同时也很悲哀。全国通用卡一上市，他们马上就去追卖新卡，甚至有些人在最初高于面值买了卡。拿到新卡，兴奋的欣赏之余，笑容便很快凝固在了脸上，因为市面上突然之间国卡的折扣比各省、市、自治区当时的一些“臭卡”还要“臭”，折扣的额度实在是令人吃惊。随着地方卡发行力度的加大，数量的不断增多。甚至在一些地方的邮电和电信部门直接打折卖全国通用卡，美其名曰：“推广使用，优惠酬宾”。在长江流域的一个省份，某城市仅安装了两三部磁卡话机，高额的利润诱惑着该市的邮电部门，从省邮电管理局以内部价不足10元一枚的成本价领来很多全国通用卡，以面值价的五折，批发给一些卡商，这些卡商将接来的卡，以低于面值六折到七折发往省内外的其它城市。正是这些明目张胆的打压行为，导致了全国通用卡的发行使用不畅，至1995年7、8月间，全国通用卡的“长城首发纪念卡”、“建国45周年”、“梅兰芳”、“生肖猪”、“电信日”这些全国通用卡中的早期佳卡，在市面上七、八折可以轻松买到。

这些主要归咎于地方邮电和电信部门在推广上的抵触行为，此期间地方卡的发行价格在发卡过程中开始上调。有些地区并不鼓励全国通用卡的发行使用，地方城市来领卡，省内通用卡的政策比较优惠，领取全国通用卡要求达到一定数量的省卡，才有资格，所以，一些地方的电信部门，宁愿用省内通用卡，也不用全国通用卡。更有甚者，在有些地方的磁卡话机上全国通用卡无法确认，不能使用。有些用户在甲地买了全国通用卡，到了另外一个城市的乙地或丙地，遇有这种情况，询问营业人员时，却听到的是“我们这里还没开通这种卡”的天大笑话。全国通用卡不能通用，这问题到底是出在卡机上，还是地方的政策有问题，就很值得思考了。

这种局面的形成，使早期的几套全国通用卡在使用与消耗上，量比较大，使新卡的存世量较少，尤其是一些地方城市的邮政、电信部门，高折扣批发，最终使全国通用卡的面值，在使用过程中大多被卡机给消耗掉，真正作到了为通话服务的功能。这些在后来，待人们回过头来，再回顾那段日子时，无不后悔莫及。“如果早知道是这种情况，那时就吃进一些岂不发了大财。”话虽这么说，可实际上要是在早期人人都去大量买进的话，绝非有全国通用卡早期的几套卡今天的地位。

全国通用电话卡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普及的成功与否，关系到我国电信在国内国际公用电话服务行业的发展前途。对于中国电信在公用电话发展上的这种新举措，地方上的各级邮政和电信部门，为了自身的小利益，而不配合国家电话发展的统一部署，这样，就给国家公用电话的发展带来了十分不利的影响。

俗语云“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地方邮政电信部门与国家电信的对抗，却给经营磁卡公用电话业务的个体户或电信职工，创造了“发财致富”的机会。那些到处“打游击”的倒卡贩子，以高折扣的价格，将卡卖给他们。这些卡绝对是以国字号的卡为主。这些电信职工和电话经营个体户接了卡以后，利用工作的便利条件，将这些卡以面值卖给使用者，赚取高额的利润。

在这种经营的过程中，有人曾因“东窗事发”而受了处分，丢了工作。无奈，干脆申办了几个电话亭，经营起磁公话业务。出入于武汉、南京、上海等几个大邮币卡市场收购折扣较高的全国通用卡，供自己的电话亭使用，既赚钱又游山玩水，乐得个走南闯北，财源广进。由此，倒觉得有没有那份电信部门的工作都无所谓了。如今，少了些清规戒律的约束。优哉游哉，好不快活。

每每谈及这段日子，这些人都会为中国电信市场大唱赞歌：这一切要归功于中国电信在磁卡发行体制上，与地方上关系的协调不到位，“乱世出英雄嘛！”身逢此“乱世”，谁不想“发财”当“英雄”，好！好！好！咱就抓住机会，别辜负了时代赋予咱的机遇呀！

这种感慨听起来颇有讽刺意味，“中央集权”的中国电信，其“使者”（全国通用电话磁卡）来到地方上，竟然被作为“朝臣”的地方各级邮政和电信部门百般刁难。对于电信总局来说，简直是“大逆不道”，不把“电信王朝”看在眼里。必须要让全国通用磁卡到哪里都要作“主”，而不能是寄人篱下的“门客”。既然你地方上对全国通用卡不恭，那就休怪我电信总局对你不敬了。

那么电信总局到底要采取什么样的强硬措施，全国通用卡能否达成全国通用之愿。请听下回分解。（未完待续）

鉴于各地方电信部门在全国通用磁卡发行，试用期间的种种不配合的抵触行为。电信总局于1994年底，在忍无可忍中，终于发布了“讨逆矫诏”，“诏告”天下各“诸候”，收回电话磁卡发行权归国家电信总局所有。文中对电话卡的发行权限作出了如下规定：未经电信总局批准，磁卡生产厂家不得与任何部门、单位、个人签订电话磁卡生产、销售合同。同时，还就电话磁卡的设计管理，选题问题管理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全国通用磁卡的发行权，在电信总局规定的时间和地域范围内属于各省、市、自治区的邮电管理局。对此发行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邮电管理局不得以任何方式转让。其它部门、单位、个人均不得订制，发行全国通用或地方电话磁卡。电话磁卡的图案选题范围涉及政治性题材，需专题申报批准。通用卡图稿的审定由电总组织评审会审定。邮电部还要求各地邮电部门必须上报“发行计划表”严格执行“电话磁卡发行单”制度。此举措出台后，预示着中国电信市场电话磁卡的“诸候”们在短期内，将面临覆灭的结果。

在此“檄文”的发出后的最后实施期限到来之前。已发行了电话磁卡的一些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邮电管理部门立即行动起来，抢乘“末班车”来发行电话磁卡，有些省、自治区及直辖市在发行单上多列计划。关门卡前预留空白编号，等待“补缺”发行；有些省份甚至可笑地在“关门卡”上大做文章，“关门卡”发了一套又一套，到底用哪

套卡才能把“门”关上；没有发行过电话卡的陕西省邮电管理局1995年，也来开通一套电话磁卡，为中国电话卡家族增加一套陕西的风味，展示一下三秦文化的风采，抖一抖秦始皇兵马俑的神威；与此同时，黑龙江的珲春；山西省邮电管理局，内蒙古自治区邮电管理局，都抢这个机会，玩一玩开通卡的“味”，展示一下各自的风格。

从电信总局发文收回电话磁卡发行权以后，到1996年1月停发各地电话磁卡，短短的一年时间里，电话磁卡的发行可算得上是到了一个高峰期。1996年虽然仍有大多数城市依然在发行电话磁卡。但这其中的一些“文字”和“数字”游戏，可以说是国人的一大专利。在此期间发行的电话磁卡上，从文字和年号上看，绝对是不犯规的。没有标注“1996年”字样的卡。虽然发行面世在1996年，但年号依然为1995年字样。甚至有的还延续到了1997年底至1998年春季才上市发行。像湖北省邮电管理局发行的全省通用卡中三套十五《三国演义》系列卡，一套四枚的《皮影戏》，在这四套卡发行出来之后，才将原来湖北卡预留的E·HB系列编号的空缺补齐。

既使是玩玩“数字游戏”，抢乘一趟“末班车”，可在电信总局的文件约束下，地方发卡的势力已逐渐衰竭，无力再与电信总局的政策对抗了，在近百个发行磁卡的地方邮政电信机构相继“折戟沉沙”之后。中国最早发行引进电话磁卡的深圳和广东省，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依然按既定计划发行使用其地方卡。

因为深圳所使用的机型为英国GPT硬卡话机，发展规模已遍及了鹏城的各个角落，在使用上比较受欢迎。如果更换机型使用全国通用卡。意味着现行使用的GPT硬卡型电话机将被淘汰。这样，将给深圳的电信行业造成重大的损失。于国家不利，于沿海开放城市的公用电话发展事业不利。从社会意义上讲，深圳的英国产GPT型硬卡公用话机，是改革开放，引进外国先进技术的一种见证。尤其是中国第一个开通使用卡式公用电话机的城市。保留其现行使用机型，从一个侧面讲，也是凝固这段历史。鉴于以上这些理由，深大电话有限公司仍然以其发展计划开展工作。该发行什么卡，向电信总局报计划，保留了深圳电话磁卡的地方特色。

在广东省邮电管理局看来，电信总局的政策性文件，在电话磁卡的使用上，是针对田村型的DC-3CN型磁卡公用话机的。广东省范围内使用DC-3CN型公用话机及田村式电话储值卡的城市，已经停止了磁卡的发行。目前，广东省作为沿海开放省份，应该有自己的特色。在磁卡的使用上，是英国的GPTB型，是全国唯一的一家磁卡机型。磁卡也只能在广东省范围内使用，不会对其它省份的电信市场造成不良影响，停发实属“冤枉”，值得据理力争，保有这一道，中国卡式公用电话独特的风景线。

其结果如何，是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从1996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磁卡发行部门“偃旗息鼓”后。深圳的电话磁卡依然不断推出新品种；广东省的电话磁卡却是大套路相继问世。其中《深圳人生活》一套十枚，将这座移民城市的各阶层人士生活速写于方寸之间；《电影金鸡百花奖得主》汇萃了历年影坛名星的风采；《中华五十六个民族》一展民族大家族的服饰和生活景象……这一切的选题，足以让使用者赏心悦目，让收藏者疲于奔劳。同时，这些大题材，多枚数的大套路卡，亦引起了外国集卡者和卡商的注意，从一个侧面起到了宣传中国文化的“窗口”作用。当然广东、深圳的磁卡发行部门也是利润不薄的。

南部沿海城市作为一个对外窗口，要保有其特色，就任其发展去吧！内陆地区和东北部沿海城市既然已经不再发行电话磁卡，对全国通用卡的普及，将起到一个积极的促进作用。正好也有利于全国通用卡的正常发行与使用。可此刻，受全国通用卡品种少，数量大，便于操作等因素的诱惑，从1996年下半年起，有眼光的投资者，便纷纷看好全国通用卡，将有一场市场的“炒”作风潮。作为全国集邮联的机关报《中国集邮报》也大胆预言“炒坛下道菜——电话磁卡”，文中的几大因素起到了很大的鼓动作用。面对当时仍有大部分全国通用卡，在部分城市低于面值之机，他们开始走南闯北“囤积”“建仓”。而另有一部分兼具收藏和投资双重身份者，把目光投向了各地开通卡及题材较好的其它类别的电话磁卡，准备好了“以卡养卡”的一种小型的投资。

其间，投资者，集卡者有的讲经济价值，有的讲文化价值，意见分歧不一，各地的集卡协会不断成立，集卡者也在不断地增多，为这个市场的活跃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一场轰轰烈烈的“炒”作之风，在中国的电话磁卡的市场上正“山雨欲来”，以致于终在1997年爆发了中国电话磁卡市场大风潮。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未完待续）

第六回

卡市炒作风云激荡各地卡展火上浇油

炒作之后元气大伤话卡发行走向多元

1996年彻底停发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内相关城市的DC-3CN型公用话机所用的电话磁卡以后，全国通用卡开始活跃了起来。从1996年3月份，就有人分批在全国通用卡上“建仓”时起。慢慢地价位开始逐级攀升，在全国各地的几大收藏品市场上，电话磁卡的价格已逐渐走到了面值以上。市场上已不见了打折卡的踪影。7、8月份开始有了大量资金的介入，通卡的“炒”作迹象便有所暴露。

与此同时，电信总局发行的，四枚一套的拼图卡《茶文化》、五枚一套的《黄山》、二枚一套的拼图卡《豆腐文化节》，四枚一套的拼图卡《景德镇古制瓷图》，四枚一套的《宜兴紫砂茶具》，四枚一套的《雨花石》为电话磁卡的炒作提供了可操作的素材。这些似乎是电话总局为了激活卡市，而故意注入的一针“兴奋剂”。为了“配合”电话磁卡“炒作”的早日成行，这期间，一些地方城市各种形式的电话磁卡展览会、博览会可以算得上是“功不可没”。

“现在做什么生意最赚钱？”“走私军火、贩白粉（毒品）！”“那可不行，要掉脑袋的。有没有更保险的？！”“有！炒股票！”“算啦吧！股市上想赚钱？！太难了！”“那你去自己找赚钱的生意做吧！”的确，“炒”股票不好赚钱，那么“炒”邮票，“炒”电话磁卡如何呢？？……

到了1996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有针对性地对股市进行了政策性的打压，随后的几天时间里，国内的深、沪股市全线下跌，令股民们损失惨重。这样，从心理上打击了股民在股市操作上的信心。于是，一些资金开始离场，介入到邮市、电话卡市和纪念币市场。有了资金的注入，国内的邮币卡市场开始活跃了起来。这时的国内一些报刊、杂志、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也在大肆渲染。加速了“炒”作电话磁卡行动的早日成行。

借1997年生肖牛卡的发行，卡市走出了“牛市”行情。英伦三岛的“疯牛病”此时，正令举世恐慌。而中国的生肖牛电话磁卡，则闻风而“疯”，成为炒作的首选。从股市和其它市场拆借资金杀入卡市的炒手们，介入卡市，大量“吃进”各种全国通用电话卡，刺激了卡市价位的不断上扬。但这些人却依然“昏头胀脑”地幻想电话磁卡的价位还会不断上升，将达到多么理想的价位上。完全忽略了在股市和其它市场曾经遇到过的风险。他们只顾“风风火火闯九洲”地北天南地奔忙搜集货源，完全不知道“该出手时就出手”见好就收。将已获利的电话磁卡获利出场。“贪”字多一点就变成了“贫”。进入一九九七年三月份电话卡市场上的全国通用卡已由面值价上升到了761.43%，到了四月份，卡市的灾难终于来临了。

“喂！仁兄，你看这电话卡还能涨吗？！”“这我可说不清。”“现在资金不足了，价位冲不动了，要掉下来可惨喽！”果然四月份较三月份跌了面值的100%以上。这时，炒手们才大梦初醒，纷纷出货，大量的抛盘涌出，导致全国通用卡的价格大幅滑落。

这些现象，给人们一种反思，那就是卡市的起伏跌宕，唯有一个铁的事实是不可逆转的，那就是炒作造成的价格飞涨，背离了市场所应有的自然增值规律。风险性便会大到令人不可思议的地步，一旦回归到理性市场，风险的极限便得以暴露。

这一点，参与了1996年8月至1997年3月间卡市炒作者，可以说是深有体会。没有参与者也可以通过下列这一组数值来感觉一下。1997年4月至12月份根据全国的武汉、上海、北京、南京、广州等地卡市综合价，计算出的较全国通用卡面值增值幅度的价格分别为761.4%、650.9%、608.4%、395.5%、424.3%、310.5%、165.2%、113.1%、120.6%这些数值很好地记录了卡市“炒”家们“割肉”、“斩仓”出局，深度“崩盘”的全过程。

电话卡市场的过度投机，使电话卡市场大伤元气。同样，又使电信总局在电话卡发行问题上再度尴尬了起来。1998年生肖虎，脚踢足球冲了出来。结果踢了一年的“臭球”。象98甲A、甲B足球赛场是个“假球”、“黑哨”、“假A”、“假B”满天飞的现象一样。虎年踢出的“球”依然是卡市多事之秋的“臭球”。1998年发行的全国通用话卡掉在了面值以下，就是一个很好的见证。虽然说是为了激活中国的卡市，采取了众多的措施。发行新卡之时，相关地区和城市，弄上个隆重的“首发式”，借机搞个展览会，博览会，可却依然是难有起色，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上海的卢宫邮市，武汉的航空路邮市，成都，北京，西安，南京等地的邮市上，搭车出售的电话磁卡，仍然沿袭着打折的老路在运行。

田村式电话机的专用磁卡，使用上已不及IC卡电话机方便。目前，电信总局在电话卡的发行上已是两条线在运行。一边发行先前推广的DC-3CN型磁卡话机配套的田村式薄型话卡，一边发行后推广的IC卡话机使用的IC卡。从发行使用上看，IC卡的发行使用已逐渐超过了DC-3CN型磁卡公用话机使用的田村式薄卡。尤其是一些城市的DC-3CN型话机损坏后，干脆不去修理，直接换代成IC卡电话机。使田村式话卡已在一些地方不是很方便使用了。而DC-3CN型卡式公用话机较多的城市，又受到外来打折卡的困扰，IC卡在发行过程中有结算编码，即使本地卡在外地使用，或是外地卡在本地使用，都不会给自己或别人造成损失。因此，很多城市也都在计划安装之中。

随着公用电话业务的不断发展，各地的电信部门虽然不能再发行电话磁卡了，但长途电话200卡，300卡业务的开展，以及兼具市话和长话双重功能的201业务的开发，在出售帐号之时，电信部门会很大方地为消费者送上一张记录帐号的精美卡片。这样，在电话卡的发行上，200卡，201卡，300卡及地方电话帐号信用卡也就应运而生了。但这些卡却不可能为“炒”作提供可操作的数量，只能为专题集卡者提供组集的素材。

有人说，集卡者应是方外之人，不介入炒卡，不受卡市跌宕的影响，是卡文化的研究者。卡市没有经济价值之时，正是这些人用武之地。卡市与集卡者还是炒卡者有关系？到底是文化还是商品呢？且听下回分解。（未完待续）

火爆炒作后的电话卡市场，价位直线下落。本已失了民意，伤了人心的卡市，加之一些新闻媒体的消极报道，更是“雪上加霜”。有人曾把这些归咎于东南亚金融风暴，国内企业下岗人员多，再就业问题严重，其实，这完全不能算是理由，如果不是1997年第一季度那贪心疯狂的“炒”作，也就不至于有此卡市之灾了。

究其原因，卡市的一再走低，主要是前期套牢盘太重，卡市前景暗淡，被套牢者眼见大势已去，都想及早认赔出场。这样，卡市的价位稍有向上的动作，便会有大量的抛盘涌出，后市便又下了一个台阶。《人民日报（江南市场版）》的《大江南收藏》和《中国证券报》的《邮币卡收藏》专版，每旬发表一次邮、币、卡的价格，每刊一次，价位便走低一次。而这些也成为了一种“官”方引导价位走低，实施卡市打压的一种强有力的手段。

另一方面，一些集卡者眼见着卡市低糜，卡价在面值以下。还在打算着买一点卡，来玩一玩“以卡养卡”的收藏兼投资的操作手法。谁知，卡市却依然是折扣越打越大，前面买了卡，两三天后就是亏本的。而话卡的多元化发展，也对卡市的前景带来了雾障，到底下一步是该炒田村卡，还是炒IC卡呢？前面“炒”作后带来的负面影响，依然让很多人心悸，还是不轻举妄动才是明智的。从基本面来看，现在到卡市上去拉抬价位，哪能有那么多资金呐，谁敢拉抬价位，难道就不怕接了前次“炒”卡者的套牢盘吗？

一时间，不甘心失败的招数都在施展，传媒的不实报道，令人不知所措，不敢轻易插手。某些报纸、杂志在报导卡市行情之时，那半真半假的鼓动性宣传，随时间的推移，纷纷变成了人们信手拈来的一种笑话。IC卡机将取代DC-3CN型话机的说法，未必“空穴来风”。这样对这个市场的看法分歧就更大了。看淡的人比比皆是；看好的人，又不敢轻易入市。这样卡市的价位，上升无力，下跌也不深了。进入了一种胶着状态。

到底集卡是一种商业行为，还是一种文化行为呢？或是兼具两者呢？这就存在着一个定位探讨的问题。从集卡初衷的实际意义上讲，应该是以文化娱乐性为主导的。随着集卡人数的不断增多，给“炒”作带来了空间。给投机者创造了可乘之机。但电话磁卡毕竟是一种有实用价值的有价证券。其价值自然是毋庸置疑的。随时间的推移，其史料价值和收藏价值，有个合理的定位是无可厚非的。虽说是有价值，但绝对不是疯狂的价值超越。所以，市场中电话磁卡那种非理性的价值规律走势是造成众多的“炒”家们被“全线套牢”的根源所在。

集卡者所追求的是一种文化情趣，在卡坛疯狂“炒”作，降温后，卡市经济价值的衰落、低糜，刺激了集卡文化的发展。各地的集卡协会和集卡组织，以不同的形式，倡导集卡文化的大讨论。一些痴迷于此道的“铁杆”集卡迷们，根据电话卡所涉及的各类问题，求根探源，诉诸于笔端，见文于报刊。一时间，几份国内有一定质量和学术价值的电话卡专题性刊物应运而生了，结合早期的几个有质量的集电话卡刊物。长江沿岸有南京的《金陵卡苑》、南昌的《电话卡报》、武汉的《电话卡天地》、成都的《电话卡友》；南部沿海有深圳的《深圳卡苑》、广州的《广东集卡》、福建的《集卡博览》，这些有质量有影响的国内集卡类刊物，为推动集卡文化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中国的集卡史上可以说是可圈可点，功不可没。为国内的集卡研究者，提供了发表见解的园地。同时，也客观地报道了国内卡坛的动态。这些都为集卡活动的普及和引导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尤其是各刊倡导的专题集卡研究，集卡者畅谈专题集卡的体会，对引导广大集卡者制作卡集，举办各类电话卡展览会，提供编排新颖选题独特的卡集作出了理论的指导作用。

在卡市降温后，从1997年4月以后，各地的卡协及集卡民间组织，并没有受到卡市涨跌的影响。分别组织了多次国际性和区域性的电话卡展览会和博览会。这些活动或是定在某个特定的节日或纪念日，或是利用某套电话卡的发行的首发式来举办。这些活动的分布情况大致为：1997年5月31日由福州市委宣传部，福州市电信局，福州市集卡协会联合主办“迎回归、盼统一”电话卡展，地点福州市于山堂，参展卡集20部，专题卡集15总，电话卡涉及30多个国家和地区。卡展期间的学术研讨会，收到论文23篇，11篇为福建省内集卡者所写；1997年6月6日至10日在深圳博物馆举办了全国第一次集邮与集卡联合展览“ ’97深圳集邮集卡博览会”。其中有电话卡集21部，共145展框，2795枚，专题卡集11部。同时，此次博览会也是第一次全国部分卡协的集会；1997年5月16日，福建南平集卡协会成立，并举办了小型卡展，中国卡界知名人士杨鸣、吕健安等到会祝贺；1997年10月18日在广州市东风西路的广东国际科技中心举办了首届 ’97广东集卡博览会，共展出了卡集60部，计260个展框，6596枚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话卡，并于同时成立了广东省集卡协会，发行了会刊《广东集卡》；1997年11月4日至8日在上海南市区亿德邮币卡市场举行 ’97上海中外邮卡展览。在展览中何国谦王纯道、杨鸣的卡集参展，并分获了一、二、三等奖。

进入1998年，2月25日至26日，借全国通用卡《郑成功》的发行，厦门市邮电局和厦门集卡协会，在富山国际展览中心举办了 ’98厦门国际电话卡展览，展出卡集54部，共236大框，10230枚，创了当时历届卡展数量之最；1998年5月16日至18日庆祝福州建城2200周年纪念电话卡展在福州市福建省科技馆一楼举行，由福州市委宣传部和福建省福州市电信局主办，共有当地15部卡集参展，计120个展框。与此同时，5月17日借《武汉市电话号码升八位》电话磁卡首发式之机，在武汉的洪山体育馆举办了 ’98武汉市首届中外电话卡博览会，共有来自国内及海外的54部卡集参展，展出中外电话卡精品13803枚，并于同时创刊发行了《电话卡天地》杂志。这等等一系列的集卡文化活动，在卡市低落之时举办，给集卡者一种远离“钱”“利”困扰，求知陶情于集卡活动的平稳心态，去探寻“集卡文化”的乐趣。

电话卡收集过程中，到底是文化价值的学术性。还是经济价值的市场行为，可以说是平衡并重，缺一不可的，一旦失去平衡，就会对集卡活动产生不良的影响。面对现今电话卡发展上的多元化，田村卡，IC卡，200卡，201卡，300卡，各地不同制式的电信平台帐号卡，对专题集卡者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如何看待收藏中的一些选择问题。中国电信市场中电话卡新品种是否会产生新一轮的“诸候割据”呢？那么多的新品种上市，国家电信总局又将如何安置。且听下回分解。（未完待续）

随着电信事业的不断发展，电话卡种类的不断翻新，这个市场中竞争的日趋激烈，新的“战国时代”出现了。很多竞争中的不良现象也在不断地出现。“战争”首先在楚国（湖北）和燕国（北京）展开。200卡，作为一种预付费的电话帐号卡，是通过平台终端，来完成通话收费的，所以200卡，不会象其它的预付费储值卡那样要由固定的机型上使用。卡片，对于收集者来说视若珠玑。可对于使用者来说，关心的只是帐号，密码和使用过程中的优惠程度。作为邮电和电信部门开发此项业务可以获得很大的收益。同时，还可以将无帐号资金的空卡，作为一种商品，提供给收集电话卡的爱好者，真可谓是一举两得。中国地广人稠，区域大，人口多，流动人口数量很大，是发展这个市场的良好契机。为了自身的利益，一些地区的电信和邮电部门在开发200业务时，首当其冲的便是高额的折扣制。一个地方折扣的高低将直接影响另一个地区业务的发展。楚国的“200”大军北上，直逼燕国城下，对于入侵者，燕无奈，只得应战，于是这种利害冲突首先在首都北京直接爆发了。

1997年，湖北省邮电管理局发行的200卡，由于折扣较高，一些卡商便携带大量湖北省的200卡，到北京市的市场上，以折扣于面值以下的低价倾销，“有便宜，谁会不去占呢？”首先吸引了北京高等院校的在校学生的使用欲望。学生们奔走相告，争相购买，成为卡商们最大的主顾。很快，这种现象便惊动了北京市的电信部门，面对市场上电话费的大量流失。万般无奈的北京电信部门利用便利的条件，单方面关闭了湖北省使用的200信道平台。致使湖北的200卡无法在北京使用。这样大批的高校学生成了这种电信商品在消费过程中利益受到侵害的“上帝”。为了保护作为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学生们联合起来，一纸状文告上了法庭。北京市电信局和湖北省邮电管理局坐上了被告席。

“事件”爆发后，中国电信市场的恶性竞争行为，开始在国内外的报刊上曝光。翻开中国看近代史，学生运动似乎每次都是推动时代发展的一种原动力。每次的学生运动后，都会带来一些变革。湖北省邮电管理局低价位倾销该“打”，北京市电信局单方面擅自关闭别人的信道自然应“罚”。在这场官司给社会造成一些不良影响的同时，引起了国家电信部门的重视。在以后的时间里，经过多方调查取证，湖北和北京对所作所为供认不讳，均受到了相应的处理。

这场官司学生作为原告方算是胜诉，打赢了。就在京鄂200卡风波引发的学生运动，刚刚平息了没有多久。IC卡的市场又因为区域性的竞争中出现的不良行为，爆发了一次令中国电信界和集卡界震惊的事件，因为此事件发生的时间为12月9日，正好与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二、九”运动同时间，故被集卡界戏称为新“一二、九”事件。

在全国卡市受爆炒危机影响，价格低落之时，投资于卡界的炒家们，便以微利型向使用市场发展，由于原有的田村卡公话机在各地纷纷被IC卡话机所取代，IC卡的市场在使用上开始火了起来，但IC卡有区域编码，有话费结算的问题。这样假设A省以高折扣将卡销往B省，B省用了A省的卡，便在结算时返还话费中给A省造成了不小的话费损失，真可谓是损人不利己。虽然如此，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不情愿外省的IC卡在本地使用，因为这样会影响自身业务量的发展。

这些过程中，卡商和炒家们成了这种“损人不利己”行为的帮凶。他们挟带着低价吃进的IC卡到处“游串，”以面值下的价位倾销。很快便引起了一些城市电信部门的注意。为了自己的业务发展，福州市电信局首先拍案而起。

1997年12月9日，福州市电信局联合福州市公安局及一些政法部门的执法人员，开始对“过埠”IC卡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清剿”行动。他们首先冲进收藏品市场抓挟带外省IC卡的卡商，一些得到了风声的大卡商和卡贩们早已逃走。致使执法人员在收藏品市场收效甚微。收藏品市场没有抓到大鱼，他们回过头来，又包围了福州市在集卡界比较有名气的几个人的宅邸，对个别人，不问清红皂白，先进行入室搜查，后又拘捕审查。

事后，福州市及一些地方的报纸的报道和渲染，对不法倒卡者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同时，也引起了一些“无辜”者的不满，于是在报道此事的过程中，官方报纸、杂志与集卡界的一些报刊杂志在报道中各有说词。不论对错与否，电信部门是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保障业务的顺利开展。说起来也无可厚非。此时不乏要有“宁可错杀，也绝不可放过”之嫌。只能怪你太“树大招风”，以致于飞来横祸。

以上的两大事件的起因，追根溯源，主流都在邮电和电信部门自身上有很大的弊病。电话卡是电信部门自己发行的，在流通渠道上管理得不够规范。集卡者，卡商，卡贩和使用者，有出于利益所在的，有出于利益驱使的，有图使用上合算的。这一切的一切货源都把握在电信部门手中，你不低价放货，外面哪能有那么多的低价卡呢？是不是某种自身管理上的漏洞，使自己陷入僵局，值得反思。可在反思的同时，那么多的磁卡如何销出去，对后市的发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下回分解。（未完待续）

电话卡在炒作之风过后，那元气伤得简直无法形容，价格全面走在了水平线以下。除了套牢了一大批“炒”手，投机者以外，受到冲击最大的，当然还要数电信和邮电部门，他们面对市场上打折卡倾销，大量话费的流失，显得那么的无奈。

出于竞争与生存的关系，突然之间，有人灵机一动，何不拆掉磁卡话机，拔了“田村”家族的“营寨”永绝后患。一时间，全国众多的城市纷纷效法，举起“刀斧”，对“田村” 家族大杀大砍。

在全国的公用话机的分布版图上，IC卡异军突起，田村家族的领地纷纷被IC家族所吞并。

盲目“斩杀”田村家族成员，虽然对地方邮政、电信部门来说，解决了话费流失的问题。但这种做法却违背了国家电信总局的意志，可是面对现实，为了地方电信行业的发展，电信总局只得适时地调整计划，减少磁卡的发行量，增加了IC卡的发行，鼓励各地推广使用IC卡公用电话业务。

话费的流失问题解决了，那么在推广和使用磁卡公用电话机之时，从国家电信总局领走的大量电话磁卡，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磁卡在自己的库房中变成一堆无用的废塑料片。想解决这个问题，一个最积极的办法就是利用市场中的投机者，把卡抛售出去。因为他们作为部门机构在发放磁卡时，有合理的“回扣”，投机者有利润可赚。除此之外，就是等待时机，待“风”吹“炒”动的时候，抛出去“砸盘”，只要能成功套现，大不了来个“送死你去（接盘者），黑锅我来背（大量放卡的电信和邮电部门）”。

“天无绝人之路”，主动权最终还是掌握在电信总局的手中。沉寂了近两年的卡市，在1989年底，由于电信总局在发行磁卡时，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的失误，将《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40周年》和《第九届全国冬季运动会》推上了“炒作”的“灶台”。

有了热点，很快就在市场上有所表现。在这一轮新的炒作过程中，作为“领头羊”角色的《第九届全国冬季运动会》话卡，时价一下子窜上了400多元，《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40周年》和《人民邮电题词五十周年》也不甘示弱，价位直线走高。一些地方的电信部门在此轮的炒作中，机会把握的较为得当，在一些卡商认为“市场沉寂了两年，该有动作”的错误判断中，以紧俏卡进行搭售，顺利出掉了很多积压的磁卡。这种出货手法，给市场再次增加了打折卡的货源。虽然“三剑客”奋力上冲，无奈包袱太重，经历了一波三折的“炒”作之后，卡市再次跌了下来，打折卡依然走回原位，并顺势继续下滑，机构的压力减小了一些，市场的压力却加大了许多。

大势所趋，眼前的局面是无法得到很快逆转的。电信总局也只得及时“煞车”进入1999年，“田村家族”已“人丁不旺”，计划中的三套卡，一枚是生肖兔，一枚是电信日，还有一套四枚的《澳门回归祖国纪念》卡，这些卡由于发行量少，已基本与实际使用没有太大的联系。同时，为了给卡市增加活力，电信总局向外界公布了几年来电话磁卡与IC卡的发行量。这些虽然都是为市场的活跃注入的兴奋剂，可卡市睡得太沉了，依然是兴奋程度不够。后来居上的IC卡，在发行上日渐增多，这种卡又有结算的优势，不致于造成地方上的话费流失，因此在各地得到了踊跃的发展，然而，集卡的气氛却始终调动不起来。

在田村卡的诸多弊端暴露无遗之时，电信部门一家垄断的局面也被打破。中国联通和中国吉通公司联手，参与电信市场的竞争，各自推出了IP电话卡，这种网络通话方式，从费用等方面是很受用户欢迎的。中国电信不甘落后，也推出了IP电话卡。IP电话卡由于通话费低廉，在公用电话发展中优势很大，而卡片不过是一种记录帐号的“便签”一样。

目前，虽然大街小巷的热闹地带，随处可见IC卡公用话机。200卡，300卡，201卡这样的记帐式话卡，可以在任何一部电话机上使用，卡的种类越来越多。集卡的人在宣扬专题集卡，炒卡的投机者在喊：“现在的卡不好作了，种类太多，不容易建仓”。

卡炒不热，其实这对电信部门来说，也有不利的一面。市场上卡热俏，电信部门发行的卡卖的就好，自然卡的发行量也就比较可观；收入也比较可观。而现在，吉通和联通与中国电信在中国的电信行业中分一杯“羹”，对用户来说是十分有利的。

随着竞争的不断深入，联通和吉通及未来出现的竞争公司，会创立各自的电信网，发展公用电话事业，卡式公用电话立于街头巷尾，那标志不一定都是标有“中国电信”字样，可能会有“中国联通”、“中国吉通”字样和标志。

事实上，现在也许眼亮一点的用户，手中拿着一枚卡在拨打17910、17920时，已发觉这不是中国电信的卡。在用卡的同时，已变相地成了“中国电信”竞争对手的“帮凶”。

由此，这集卡活动自然也就随着电信发展一样，走向了多元化，多样化。发行的部门多了，品种不一致，什么磁卡，IC卡，各公司的IP卡，上网拨号卡，200卡，300卡，201卡，涉及的内容自然是五花八门，那些研究集卡文化，专题集卡者，便有了用武之地，可以畅快淋漓地发挥各自的水平。

因而，卡炒不起来，集卡的文化和趣味却可以玩出来。电信市场走向多元化，就要看谁的手段高明，能够很好的剌激市场了。（未完待续）

卡市的极度低糜，对于投资者来说，挖掘热点才是短线“淘金”的最佳策略。1998年5月份，中国电信发行的CNT-IC-12千山风光，由辽宁省邮电管理局以鞍山境内的千山风景区为题材申报的。不过是普普通通的一套通用IC卡，只是在卡基的印制过程中，由于工作人员的责任心因素，导致了卡面上英文单词“TELEPHONE（公用电话）”少了一个字母“H”，错误地印成了“TELEPONE”。这套卡的缺憾，马上变成了市场炒作的契机。尤其是电信总局发现错误后又及时发行了纠正版，两种版本同时在市场上使用，更为短线炒做者制造了由头，很快这套卡受到了市场的追捧，价位在某些地区一度冲上了800元大关。在低糜的卡市中，所有的电话卡都在面值下运行，CNT-IC-12《千山风光》能冲上这么高的价位，绝对不是一件好事。一些人错误地估计了市场，认为CNT-IC-12《千山风光》是卡市的一个转折点；一些人对市场的感觉是正确的，他们明知大势不妙，抱着侥幸的心理，想法是炒一把就走，其结果是能把握好时机的人很少，大多数人都在千山风光前“折戟沉沙”、“割肉放血”。使电话卡市场旧恨未平又添新仇。本来就弱不禁风的电话卡市场，被千山风光这么一折腾，又套牢了一批资金。

曾国藩的“屡败屡战”道出了人们不服输的心态。尤其是在电话卡的投资上，投资者们前番1997年卡市狂炒曾历经风雨，后在CNT-IC-12《千山风光》上又碰了个头破血流。却始终抱定着“天无绝人之路”的信条，只要电话卡还在一套一套地发行，就不怕你电话卡市场不火爆，就不怕你热点不出现。反正也被套住了，就沉住气慢慢地等吧。

“电信日又发行电话磁卡了，你看这套卡的前景怎么样？”。

“现在磁卡话机都快绝迹了，发行电话磁卡，不就是给你集卡用的吗，你说前景会怎么样？”。

“总不至于又跌破面值吧！”

“这可很难说，市场的信心指数太低了。”

“算了吧，还是先观望一下再说，如果上涨再追吧！”

1999年5月17日，电信总局发行了CNT-60第31届世界电信日—电子商务，由于国内的磁卡电话机已大部分拆除，加之发行两不是很大，价位基本上保持在了面值附近。

1999年的热点题材应算是“澳门回归”和七枚“生肖”电话卡。大概是电信总局考虑到电话磁卡即将停发，为了电话磁卡中“十二生肖”的完整性，便一次性将2000年至2006年的龙、蛇、马、羊、猴、鸡、狗生肖卡，用CNT-62到CNT-68七个编号，在1999年12月份，推向了市场。

到2000年，CNT-61和CNT-IC-46“澳门回归”、CNT-62至CNT-68“生肖卡”，在电话卡市场中又做出了一波小行情，“生肖卡”一度被炒过700元大关，“澳门回归”IC卡，市场上超过400元，磁卡超过250元。之后价格开始回落，除“生肖卡”站在了面值上以外，“澳门回归”依然没有逃脱跌破面值的厄运。这其中，自然是“有人欢喜有人愁”。

“行情不管好不好，电信部门都有钱赚，发行的电话卡就是钱。”

这句话听起来，确实耐人寻味。几年来电话卡市场的行情不好，只是一种投资市场上，投资者被动的市场追风行为。对于各地的电信部门来说，将本地特色的人文、风光、动植物资源，向国家电信总局申报发行电话卡的题材，一旦获得批准，自然是经济效益大大提高。

在向国家电信总局申报发行电话卡的题材时，往往当地的一些政府职能部门，也会投入极大的热情加以支持。虽说只是一套小小的电话卡，对于一些地方来说，有很多的好处。

“几天没见了，你跑哪儿去了。”

“到桂林去了一趟。”

“桂林风光不错，现在电话卡市场没行情，应该出去旅游一下。”

“看看桂林山水也玩了，这电话卡也有了，喏！这是桂林风光电话卡首发式出的折子，这里面的卡是GX字头的，算是原地卡。”

“弄了半天，你到桂林参观‘桂林风光’IC卡首发式去了，热闹吗讲一讲。”

“你想那能不热闹吗……

1999年6月12日，桂林市国际贸易展览中心的广场前，人头攒动，国际贸易展览中心正门前悬挂着巨幅标语“桂林山水IC电话卡首发式暨 ’99中国桂林电话卡展”展览到6月14日结束。桂林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市电信局、广西壮族自治区邮电管理局、自治区旅游局的代表在开幕式上致辞祝贺。

全国各地的集卡爱好者，两三百人参观电话卡展览，很多的省、市、自治区的电信部门专程派代表参加，一套电话卡很好地宣传了桂林。同时，也为桂林增加了一份旅游收入。”

“嗨！这参加首发式挺有趣的，现在，经常发行地方题材的电话卡，很多地方都搞首发式，下次咱们也出去参观参观。”

不知从何时起，每次发行地方题材的电话卡，当地都会抓住首发式的时机，办电话卡展览，吸引各地的集卡爱好者，参观、购卡、旅游。

集卡爱好者一时间也走南闯北，到处赶热闹，几乎每月都有电话卡展览，一些头脑灵光的集卡爱好者，在游山玩水的同时，还可在各地�